为何一个对风险心存厌恶的创业者，能够成就一件风险颇高的事业？
今日，余凯创办的地平线在港股成功上市，开盘后便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股价节节攀升。据悉，其募集资金远超预期，成为近三年来港股市场最为耀眼的 IPO 之一。虽说上市并非终点，但仍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与余凯相识已逾十年，初次知晓他是在 2013 年的极客公园创新大会上。当时，百度李彦宏在台上与我进行访谈时，自豪地宣称：“我们近期从海外引进了一位 AI 领域的专家。”待我走下舞台，才得知那人便是余凯，而彼时他正悄然坐在台下。
那几年，余凯在百度推动了整个 AI 体系的基础架构建设，并邀请来了吴恩达。2015 年，余凯登上极客公园创新大会的舞台，首次分享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愿景。在那一年的演讲中，一辆由百度技术团队亲手打造的无人驾驶自行车缓缓驶过舞台，那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余凯创立地平线后，成为了极客公园前沿社的成员，我们一同探讨技术发展趋势，关注全球科技前沿，也曾一同背包前往秘鲁、希腊探寻文明与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一位表面上看不出“焦虑感”的创业者，给人一种乐观洒脱的感觉，丝毫没有技术创业者常有的那种“挣扎”。
余凯在“极客公园 x 抖音”活动中
2010 年后，中国迎来了首批真正的技术型创业者，他们大多具有科学家背景，多数人缺乏商业实操经验，但却需要在技术愿景的基础上，以商业手段推动其实现。立志“为机器人造脑”的余凯，显然是这一代创业者的中坚力量，然而他所表现出的乐观洒脱，曾一度让我觉得有些“不真实”，我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去理解他这种表象差异的缘由。
如今，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余凯和地平线在港股上市的辉煌时刻。但我认为，余凯的十年创业历程，为中国技术型创业者留下了一些极具意义的“财富”，在此刻，值得为他进行“开源”分享。
故事众多，我们不妨从 2019 年他所做出的一个关键决策谈起。
十年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抉择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
当时的“蔚小理”被戏称为“新势力三傻”，面临着资本寒冬的严峻考验，造车新势力普遍陷入融资困境。作为蔚小理中唯一的上市公司，蔚来所遭受的“创伤”最为沉重，李斌也被称作“2019 年最惨的人”。
与此同时，余凯的地平线与如今成就其业务基石的智能电动车行业，彼时还如同两条“平行线”，二者的发展状况截然不同。在 2018 年底，地平线成功完成了一轮超过 4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手中握有约 30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
实际上，自地平线创立之初，余凯的核心愿景便是：移动互联网将数字化和互联网化推向了极致，数据日益丰富，AI 的大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软件和算法的独立进步存在局限，需要结合芯片来突破瓶颈，方能推动智能的真正发展，从而为广义的“机器人”打造智能大脑。
地平线早期的三代智能驾驶产品
因此，地平线最初重点关注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余凯最为期望开展的智能驾驶，二是实现路径相对较短的 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而地平线最早着手的反而是在 AIoT 领域（后文将阐述原因）。从 2015 年到 2018 年，余凯进行了广泛的尝试，涵盖智能家居、与美的合作推出智能空调以及扫地机器人等产品。截至 2019 年，他们在这一领域的营收已接近两亿元。
对于技术创业者而言，有客户愿意买单无疑是最大的资本加分项。这使得地平线在艰难的资本环境中显得游刃有余，手中的资金让他们能够做出更为主动的选择。
然而，在新造车行业黎明前最为黑暗的 2019 年 11 月，余凯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裁掉所有其他已有明确收入的业务方向，只专注于汽车行业的智能驾驶技术的落地。
地平线的这一决策有两个出人意料之处：其一，当时地平线并未面临生存危机，资金储备充裕，业务稳步推进。在许多人看来，地平线没有必要进行如此激进的战略调整，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我伤害”。
其二，2019 年，社会舆论对智能电动车的发展普遍持怀疑态度。“蔚小理”等新势力当时都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竭力寻求融资。大多数人并不看好这些企业的未来，认为它们的努力不过是无望的挣扎。然而，在这样一个风口尚未形成、市场前景尚不明确的时刻，地平线却坚定地将全部精力投入智能驾驶，全力押注汽车行业。
这个与主流观点相悖的决策，如今看来是否显得格外英明？我也曾一度认为这个神奇的决策难以置信。但多年后，我与余凯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复盘了这个决策的诞生过程，才意识到很多时候优秀的决策源于“对原则的坚守”。
在极客公园创新大会 2022 上，张鹏与余凯探讨自动驾驶所释放的巨大价值以及路线之争
在余凯于 2019 年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之前，地平线内部其实已经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讨论。事情的起因是余凯对某些业务进展缓慢的深切忧虑。例如，AIoT 市场看似已经打开，但每个垂直领域若要做大做强，都需要分散兵力、深耕细作，效率极为低下。再如，在一些领域地平线曾全力以赴地尝试，即便市场需求得到了充分验证，但却发现市场竞争已经激烈到了惨胜如败的地步。
余凯察觉到这些信号不太对劲，心中的不安让他无法释怀，他决定“较真”，反复召集高管团队，深入探讨如何突破当前的困境。讨论的过程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原本计划在晚上六七点结束的会议，常常因意见分歧而拖延至深夜，甚至争论到天亮。
核心问题在于“惯性”。在余凯的规划中，地平线的首要目标市场是智能驾驶，从创立之初就投入资源进行技术准备。然而，他也曾对 AIoT 方向寄予厚望，因为在 2015 年创业时，智能驾驶的市场需求尚不明确，而 AIoT 则是一个明确的市场。并且，在长时间的探索中，地平线已经成功证明了这一领域的逻辑合理性，甚至建立了一定的业务基础。即便这个基础已经显现出明显的问题，但要推翻曾经坚信的业务模式，难度极大。
我曾问余凯如何摆脱这种必然的惯性宿命？余凯表示，似乎除了坚持“较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不能“逃避”，不能“含糊”，没想明白就持续不断地进行讨论。
实际上，只要团队成员都是“头脑清晰的人”，惯性是可以被打破的。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团队成员开始倾向于放弃 AIoT 方向。与此同时，情感的洪流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团队成员在激烈的争论中甚至会情绪失控，热泪盈眶。毕竟，他们在这些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经历了这一过程后，所有人最终都做好了准备。
余凯或许是团队中第一个完成这个过程的人。他后来回忆道，早在 2018 年，当时尚未察觉到问题的余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了曾鸣教授。曾鸣当时直言不讳地提醒余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不值得，都无法突破。”
当时的余凯“时机未到”，虽然认真倾听了，但并未产生太大的波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如同埋下的一颗种子，不断回响，逐渐发芽，最终影响了他的思维。
曾鸣教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意识到余凯当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类似于微软或英伟达的计算平台，尤其是在机器人领域。然而，构建平台面临着一个悖论：是坚守已有的平台，等待垂直应用自然生长，还是主动出击，推动垂直应用的落地？同时采取这两种策略，将对资源分配、管理、战略执行和组织架构带来巨大的挑战。
当时，余凯的团队在多个垂直场景上同时推进，试图通过这些场景的发展来反向推动平台的形成。然而，资源的激烈竞争让他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场“阵地战”中。余凯逐渐意识到，曾鸣所说的“无法突破”是指，如果同时投入多个场景，资源会被分散，反而难以构建一个稳固的平台。
因此，余凯认真研究了微软和安卓的发展历程，明白了垂直场景也能够孕育平台。例如，微软的成功并非源于一开始就构建平台，而是通过深耕一个垂直场景（如白领办公软件），推动了 Windows 平台的崛起。微软围绕白领的生产力工具展开，Office 是其核心产品，反过来支撑了 Windows 的成功。那么，对于地平线来说，如果要选择一个垂直场景来支撑未来的平台，那只能是智能驾驶。
经过大半年的反复讨论，地平线团队终于达成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共识：尽管 AIoT 领域市场广阔，但各个场景过于分散。要深入突破每个场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而即便成功突破这些场景，所获得的回报也极为有限。最终，他们决定裁除智能驾驶以外的所有业务。
当时，地平线的员工人数约为 1200 人，而这一决定意味着将裁员 500 人，这几乎是在公司现金充裕的情况下，下定决心削减近一半的员工来支持战略调整。此时，地平线成立了 5 年。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见证了好几代中国创业者的兴衰，我越发觉得 5 年是一个小周期。这个周期的核心便是“熵增”。
一个创业团队如同一个生命体，生命的本质是“熵减”，但成长的本质却是“熵增”。一般来说，一个创业团队最黄金的时期大约在最初的 2 - 3 年，之后便会耗尽创立时的初始能量。随着规模的扩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业务的发展，整个系统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变量和混乱不断叠加，形成持续的熵增状态。
而要实现“熵减”，只有两个方法：一是为系统注入能量（例如真正获得市场认可并实现高速增长），二是重启系统，使其回到初始状态，缩小规模，聚焦目标。
我感觉余凯在地平线的第五年所做的事情，正是如此。当 AIoT 市场已经明确无法带来足够的能量来平衡其带来的“熵增”时，最佳的选择便是在最佳状态下（手握 30 亿现金）进行重启，保持足够的能量，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力”，以应对必然存在的“不确定性”。
当然，选择在 2019 年全力投入智能驾驶，其中有诸多技术和产业趋势的客观变化作为支撑，在此不多赘述。因为我认为这个选择的难点并非在于看到这些客观变化，而是在于主观上真正做出明确的取舍。余凯表示，当时就是要为智能驾驶这个早在 5 年前就想做、如今已经明确应该做的事情，保留足够的能量，因为虽然可以预测大趋势，但无法预期哪一天才是属于自己的关键转折点。
在 2024 年地平线发布会现场，展示了搭载地平线产品的量产车型
事实上，智能汽车的转折点比预期来得更早。2020 年上半年，特斯拉上海工厂投产，使得特斯拉的市值迅速飙升，从几百亿美元猛增至几千亿美元。这一变化不仅拯救了“蔚小理”，也让地平线受益匪浅。智能电动车的竞争在 2020 年悄然拉开帷幕，地平线成为了唯一一家做好充分准备、挖好战壕并架好枪的公司。
结果是，到 2023 年，地平线已与中国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企业（集团）均达成量产合作。2024 年上半年，征程系列计算方案的累计出货量突破 500 万套，使地平线成为市场份额仅次于英伟达的汽车计算平台供应商。
技术创业需拥抱未知，但应规避风险
如前文所述，在我的印象中，余凯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总能展现出一种乐观的气场。即便后来听他偶尔提及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回想当时与他接触的情景，我也确实未能察觉到他外在的焦虑与痛苦。
他为何能够如此淡然地面对一切，一边与我环游世界、探讨文明与历史，一边又成功地将技术创业这件在国内让许多创业者受挫的事情做成呢？若不是他真的很会“伪装”，那必定存在某些诀窍。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要保持乐观，就需要有选择的空间，而要有选择的空间，就必须“账上有钱”。
与许多创业公司不同，地平线自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受到过资金问题的困扰。招股书数据显示，地平线共完成了 11 轮融资，筹集的资金约 23.63 亿美元。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地平线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到 104.5 亿元。这使得余凯在面对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时，能够相对从容地应对。
我们不能仅仅从余凯融资能力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独特的世界观，这在第一代中国技术创业者中具有一定的特点，并且与时代产生了共鸣。
为何中国第一代技术创业者会在 2010 年后涌现？互联网的崛起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形成，推动了创业浪潮的兴起，同时数字化的进程以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向上突破的动力也达到了关键节点。
时代确实提供了机遇，但创业始终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企业家失败的风险，主要源于缺乏足够的风险管理。企业在顺境中追求极速成长，却忽视了逆境可能带来的致命风险。有一次与余凯交流时，他提到大家往往只关注“生路”，而忽略了“死路”，过度追求盈利则会导致失衡，失去了取舍，也就失去了“向死而生”的选择。
事实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赢家通吃、追求速度、全力投入的方法论，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当这种模式渗透到技术创业领域时，更容易给创业者带来系统性风险。很多时候，并非技术愿景出现错误，而是风险管理导致的节奏失误，一旦陷入“熵增”循环，就很难再实现“熵减”，最终很可能在黎明到来之前倒下，错失本应创造的价值。
余凯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透彻。我曾问过他，作为在百度创立了自动驾驶业务、堪称中国 Robotaxi（无人驾驶出租车）第一人的他，为何在 2015 年创业时没有选择从事 L4 自动驾驶，甚至在公司中开展 L2 + 也是“循序渐进”，反而先去涉足了 AIoT 领域？
他表示，这涉及到容错率的问题。在一个正确的愿景下，大厂和创业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容错率的宽容程度。在 2015 年，他认为 Robotaxi 对于像他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容错率过低，因为如果无法做到 100% 的安全，就相当于完全没有做到。这种极高的要求，使得无人驾驶的商业化道路对创业公司来说充满了巨大的挑战。
实际上，在科技领域，技术趋势的判断往往趋于一致，真正决定企业命运的，是那些关键的拐点时刻。这些拐点可能由于市场、技术、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提前或推迟，可能早几年或晚几年，充满了不确定性。正所谓“时代的一小步变化，对创业公司来说可能就是生死存亡的大事”。
那么，余凯当初因为容错率问题没有直接冲向 L4 自动驾驶，为何又在 2019 年放弃 AIoT 根据地，全力投入 L2 + 的智能驾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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