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汽车热情来自于两个人的影响，或者说是一个人和一个团体，一个人的感染让我患上了汽车热病，而另一个团体则让我病入膏肓。
我从生下来就患有这种疾病，它是从我父亲那儿传下来的，我不确定是否有谁比我父亲更严重地患有这种疾病，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典型的会计，但却因为汽车的缘故而成了会计，他并不沉迷于汽车，而是被汽车所控制。
这里情况变得复杂，因为让我病入膏肓的那群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们，几十年来，他们在汽车新闻界被称为“澳大利亚黑手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接连地改变了汽车新闻的面貌。
在“澳大利亚黑手党”出现之前，汽车杂志大多是乏味的产品，虽然我不喜欢为竞争对手做广告，但是40多年前，《Car》杂志改变了一切，由梅尔·尼科尔斯、史蒂夫·克罗普利和加文·格林等澳大利亚人编辑，《Car》杂志不仅提高了汽车新闻写作的标准，还改变了写作的风格，读者不再仅仅因为汽车的主题而被吸引，而是被文章的质量所吸引。
那时候，《Car》杂志还非常大胆：汽车会被简洁地评价，如“yawn”、“frightful”、“embarassment”，甚至还有专门为莫斯科维奇1500设计的“Aaargh！”一词，单句评价包括“像一个糟糕的宿醉”（西姆卡1100）和“有人请射杀它！”（凯旋Spitfire）。
我记得《Car》杂志每个月的出版日期，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它不在报摊上，我那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它在报摊上，我就不会等到回家才阅读，而是坐在人行道上阅读至少一个完整的故事，这足以让我度过一天。
尼科尔斯和克罗普利来到了《Autocar》，一个就在我加入之前，另一个就在我加入之后，一个帮助我获得了工作，两个帮助我保住了工作，我对他们的感恩之情是无法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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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坠入汽车爱好者的深渊以其生动的叙述和深入的情感，让读者仿佛亲历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冒险，深刻揭示了汽车文化的独特魅力，令人不禁为之着迷。